每过1小时，就有3种生物在人类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中消逝。许多珍稀动植物距离灭绝只剩下个心跳。绝大部分物种还没来得及为人所知，就裹着这个星球数百万年的历史，永远离我们而去……10月4日“世界动物日”，善待每一个它，在今日，也在每日。
△配乐/WarmBreezeAfterTheSunset-DanGibson
《用镜头触摸野性》
（有删改）作者/《冰点周刊》记者玄增星
他的镜头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最刺痛他的，是那片空白。
郭亮，一位野外摄影师，也是一名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8年前，他开始用手里的镜头，记录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目前为止，他和团队已经拍摄30多万张照片，记录下多个物种，行走过30多万公里。人类目前已知的物种在万左右，而据保守估计，全球物种总数约为0万。影像，在缓慢前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中，更是一片空白。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这种空白显得尤为巨大。
△资料图/视觉中国
每过1小时，就有3种生物在人类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中消逝。
今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报告称，地球的生物完整性指标（BII）已经跌至“安全线”以下。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严重到了影响生态系统支持人类社会能力的程度。每过1小时，就有3种生物在人类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中消逝。许多珍稀动植物距离灭绝只剩下个心跳。绝大部分物种还没来得及为人所知，就裹着这个星球数百万年的历史，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生物多样性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一书中说，“伊甸园由人进驻后，就变成了一座屠宰场。”
△资料图/视觉中国
等待，野外摄影师的宿命。
年，郭亮和几位同伴一起，创办了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中国第一次开始系统地用影像记录某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联合创始人、摄影师徐健每次临行前，都要用一天的时间打包行李。箱子摊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相机和镜头铺满一地。“这些设备加起来15公斤，差不多价值15万元。”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每一块镜片。
这些镜头的取景框里，曾经装着梅里雪山的小熊猫，准噶尔盆地的野马，和可能是世上最后一只白豚“琪琪”，也曾经捕捉到怒江金丝猴和白颊猕猴在地球上的第一幅影像。
△金丝猴资料图/视觉中国
这一次，它们的目标是站在三江源野生动物金字塔顶端的王者——雪豹。
由于险峻的生存环境和近乎完美的保护色，雪豹堪称世界上最难被拍到的野生动物之一。甚至捕捉到一个瞬间，都会在百度百科词条形成一段专门的解释。
在野外摄影师工作的日常描述中，“蹲守”出现的频率，永远比“危险”高得多。
调查所要求所有摄影师必须对某一生物领域非常了解，这样才能够更快速地找到要拍摄的对象和位置，也更有效率地按物种分类完成生物多样性的影像收集。但即便是如此高的专业性要求，摄影师苦等几个月却颗粒无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这个时候，就算只有一点点线索，也可能极大增加摄影师蹲守成功的概率。
△雪豹资料图/视觉中国
所以，当听说一户牧民家的牦牛遭到雪豹袭击时，徐健和同伴们感到一阵“不厚道”的兴奋，立马吭哧吭哧上了山。他们希望等雪豹来吃剩下的牦牛肉时，跟它来一场“偶遇”。
在稀薄的空气中徒步六七个小时之后，徐健眼前终于出现了那具牦牛尸体。他喘着粗气，却发现这个巨大的躯体距离被吃，已经过去至少一周。也就是说，雪豹不会再来了。
漫长的等待再次重启。此后一个星期，考察队在雪豹生活的石山对面，不知打量了多少个来回，却一无所获。
△资料图/视觉中国
“世界灭绝动物墓地”名单的最后，赫然写着“人类”二字。
郭亮等过。他曾连续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里，只为等待一只西藏赤狐的掠影。徐健自己也等过。6年前他在西藏林芝守候黑颈鹤，在给相机盖上一层迷彩保护罩之后，就退回到篱笆边，开始了天荒地老的等待。草丛中的镜头里，陆续出现了野猪鼻、牛蹄子和狗牙，却始终没有鹤群。
但是无论过多久，他们再也等不到渡渡鸟、斑驴、旅鸽、中国镰翅鸟，和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两万多种生物了。这些名字，接连出现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世界灭绝动物公墓里的一份灭绝动物名单上，而在名单的最后，赫然写着“人类”两个字。
△火烈鸟资料图/视觉中国
“生物多样性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吃、穿、住、行等资源，在保护土壤、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介绍，“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直至影响人类自身。”
考察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徐健对雪豹的出现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想着“能拍到一只狐狸也好”。但是突然，远处一个移动的白点让他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雪豹真的出现了，而且一下子来了三只。
△雪豹资料图/视觉中国
“有时候就是命。”
高耸的石山上，两只雪豹幼崽相互依偎着，阳光从背后溢出来，为它们温柔地镀上一圈金边。镜头后面，徐健不停地按动快门，呼吸轻而急促。“一切都值了。”
“因为它们知道：人，才是最可怕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等待的尽头，都是惊喜与宽慰。“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野生动物对人类更加恐惧，经常一听见人的动静就逃走了，”徐健说，“因为它们知道：人，才是最可怕的。”相对于人烟稀少的长江源头，黄河源的人口要更加稠密，对生态的干扰也更明显。徐健介绍，在长江源，考察队可以轻易看到上百只的岩羊群，而在黄河源，他们见到最多的一次，只有70只。
△资料图/视觉中国
川陕哲罗鲑是黄河源一种大型的食肉鱼类，跟雪豹一样，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里的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如果在这个地区还能发现这种鱼类，就意味着黄河源的生态环境依然健康。”徐健说。但是，上一次发现这种鱼，已经是10年前了。
甘地说，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和道德进步的标准，可以用如何对待动物来衡量。
几年前开始，郭亮在介绍自己的机构时，刻意把“多样性”三个字省去，简称为“影像生物调查所”。“因为大家老是追着问你，‘什么是生物多样性？’”郭亮不想再撞出一头雾水。更让他愕然的是，在野外拍摄时，经常有游客指着他照片里的珍稀保护动物：“这个我吃过，好吃！”
他笑得无奈。
更多的力量在聚集。
扎西桑俄跟几个当地人一起，成立了青海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做起了跟郭亮、徐健同样的事。僧侣喇嘛们披着深红色的僧衣，趴在堆满啤酒瓶的黄河边，笨拙地摆弄着手里的相机，把镜头和关切都对准高低丛生的金露梅、小蒿草、山莓草，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它们的藏语名字。
△资料图/视觉中国
而城市里，其他生物也开始在这个人类的王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两年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找到郭亮，开始跟调查所合作开展一些城市规划项目。在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中，出现了给小松鼠预留的廊道，和为丹顶鹤准备的栖息地。
人类或许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本已脆弱的星球上。
郭亮的眼睛紧贴取景器，在草丛里缓慢地向前挪动。镜头里，两只赤狐正在追逐嬉戏。最后，郭亮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10米。
△红狐资料图/视觉中国
小时候的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个猎人，如今，镜头就是他的枪。但是这次，他看着对面清澈如水的眼睛，第一次打消了按下快门的念想。
他在对视中度过了一整个下午。阳光洒下来，照耀着草地上的一切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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